本报记者 杨雄

核心提示：

 6月1日凌晨，中国的儿童节。
 这天凌晨1时至5时，一个19岁的青年在毕节城区环城北路石油公司宿舍杀死了一对姐弟。姐姐聂江艳，14岁，毕节四中初一（1）班，弟弟聂将军，13岁，毕节四中初一（2）班。
 杀手和姐弟俩是同村人，两家有亲戚关系。弑童的理由却让人难以置信，由此生发了弑童案背后丰富的猜想空间。

    黄色的短襟囚服，里面套着黑白格子的长袖T恤，瘦削的脸庞，新剃的光头上，三五根略长的头发不仔细看是不易被发现的。囚服没扣上，上面有用圆珠笔划的字迹，左肩部位绽开了一个大洞。
    脸上有少许的青春痘。
    目光黯然，迅速地触碰了一下后就埋了下去。从栅栏里伸手去和他握手时，有些冰凉。在他的左手上，满是暗蓝色的刺青，小指上刺的是“闪电”符号，无名指上是“卍”，中指上是“桃心”，食指上是有花纹的“戒指”，虎口处则刺着“一箭穿双心”的标记。
   很难想象得出，一夜间杀了聂家两个孩子，让警方审问了5-6个小时才攻破防线的青年就是此次弑童案的凶手，19岁的吴长健。

死亡之夜
   
    电灯“啪啦”一声被拉亮了。
    灯光下，聂江艳双眼紧闭地躺在木板床前的地上，身上盖着两床红毯子，双脚露在了毯子外面。聂绍祥扑上前去，一把掀开毯子，赶紧抱起穿着大红的夹克和蓝色校裤的女儿。女儿的身体已经僵硬，上牙紧紧地咬破了下嘴唇，“能看得见下面的牙齿”。
    他俯下身，用嘴唇去贴女儿的嘴唇，却发现女儿已没有一丝气息。他放下女儿的尸体，抬头往房间四周搜寻儿子聂将军的影子。
    儿子正匍匐在女儿的床上，赤着上身，双手叠在胸前，下身穿着青色的绒裤，身体蜷缩着。从门附近的木板床前，到女儿的床间的地板上，撒着一些血迹，血迹有拖动的痕迹。
    聂绍祥迅速起身奔向儿子，等他抱起儿子看时，才发现儿子身下的床单已被鲜血浸湿了一大块，鼻腔下面尚有未干的鲜血。
    聂绍祥眼前一黑，昏厥过去。
    醒来后，聂绍祥仔细看时，才发现女儿的脖子已被勒得很细，一根拇指宽，1米左右长的白色带子被肿起来的脖子掩住了，绳子上有“毕节烟草，杜绝垃圾”的红色字样。
    同来的弟弟赶紧致电警方报案。此时，时针正指向6月1日22时30分。
    这天正好是星期五。
    三个小时前，暮色渐渐笼罩了魏家屯村。54岁的聂绍祥和37岁的妻子陆永秀刚从地里施肥回来，让夫妻俩诧异的是，在毕节四中念初一的儿子和女儿在这个时间里，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家里做好了晚饭，等着他夫妻俩回家。
    聂绍祥急匆匆地往女儿的同村同学家走去。当他失望地回来时，妻子已赶打完女儿班主任的电话，两个人的共同答案都是女儿“星期五一整天都没到学校上课。”
    夫妻俩急了。聂绍祥借了三弟的摩托车，趁着夜色，和妻子奔驰在颠簸不平的路上，向毕节市飞驰而去。妻子在车后座心急火燎地联系在毕节的弟弟，让其先到两个孩子租住的宿舍去看个究竟。
    当夫妻俩满头大汗地赶到毕节城区环城北路石油公司宿舍时，发现两个孩子租住的屋子门窗紧闭，没有任何动静。两人抓住窗子，往屋子里呼叫了几声，仍旧毫无声息。聂绍祥和弟弟找来一根木头，将窗玻璃奋力敲碎，并拗弯了玻璃窗的钢筋。妻子陆永秀从两根钢筋的缝隙里钻了进去，迅速打开了门。
    三个人都被灯光下的一切惊呆了。
    两个孩子的生命在这个儿童节被划上了句号。
    接到报案后，毕节地区公安局副局长、毕节市公安局局长陈学银，副局长付晓、刑侦大队长曾丽华、毕节地区公安局副局长周斌志、刑侦支队支队赵鹏长先后带领刑侦和技术人员迅速赶到现场进行堪验。
    在经过迅速排查后，当地警方将犯罪嫌疑人锁定在魏家屯村的吴长健身上。并很快在吴长健妻子生产的医院将其缉拿归案。
 
杀手的理由
   
    长时间的沉默。
   “有烟没有？”几分钟后，他抬头问了一句。一盒他点名要的 “长征”牌烟打开，并给他点燃一支后，对话才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5月31日16时左右，吴长健和幺爸等人在毕节天河路吃了晚饭，并喝了两瓶啤酒后打算回到魏家屯的家里去。
    当他乘坐的车经过毕节四中时，他从车窗里看见了刚刚放学的同村少年聂将军，这位曾经多次在村里奚落和辱骂他的13岁少年让他多次感到恼火。“很多次都想整他一顿，但又怕家长找上门来。”
    这次，机会来了。
   “我当时的本意只是想整他一顿，并没有想把他整死。都是喝酒后冲动才做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吴长健说话时，始终斜歪着脑袋，烟雾弥漫了整个面容。
    当晚21时许，经白天跟踪摸清路径后，吴长健轻车熟路地来到聂江艳姐弟俩的住处。敲开门，姐弟俩将他让了进去。
    22时左右，吴长健请聂将军到楼下吃消夜。他喝了一瓶啤酒，聂将军吃了一碗怪噜饭。半小时后，两人重回到出租屋。吴长健要求留在姐弟俩的屋内住一夜，姐弟无异议。
    他和聂将军睡在一个枕头上，一直未能入睡。
    凌晨1时，聂将军已经睡熟。吴长健见状，伸出双手，使劲儿地箍住聂将军脖子，睡梦中的聂将军“啊”了一声，并使劲儿蹬腿挣扎。声响惊醒了同样熟睡的姐姐聂江艳，她起身迷糊地问怎么回事，吴长健说“他被鬼迷住了。”
    迷糊中的姐姐未警觉。过了一会儿，聂将军的双脚就不再动弹。
    凌晨5时许，他拿起床头上的白色带子，勒向了熟睡中的姐姐聂江艳的脖子。“怕她醒了后，知道是我整死他弟弟的。”
    吴长健说，他之所以对聂将军痛恨，是因为聂经常在村里奚落他，无缘无故地辱骂他。最近的一次辱骂发生在几天前，聂将军缠着吴长健给他买雪糕吃，吴拒绝了。
   “狗日的，你是我的儿！”聂将军开始辱骂他。
    以往的周末里，聂将军都总是缠着吴长健给他买零食吃，但“自己抽烟都是在三舅家赊帐”的吴并没怎么理会聂将军，也因此而遭来多次辱骂。
   “最大的仇恨就是他经常辱骂我。”
    吴长健还是将头想右边斜埋着抽烟，右边的脖子上，一支含苞未放的红玫瑰穿过一个黑色的骷髅头，玫瑰有绿色的叶子。这是他在浙江义乌打工时，在街上花70元找人纹上去的，“当时只是觉得好玩，没什么特殊意义。”
    杀死聂家姐弟俩后，吴长健并没有离开毕节。一方面除了自己“没钱逃跑”外，还因为妻子马上就要临盆。
    6月3日23时，妻子在毕节一家医院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在医院里，母亲和他说到聂家姐弟被人杀害的事情，并称聂家来他们家挖白菜去办丧事时，他表情镇静地回母亲说“好可怜，不要收人家的钱。”并让母亲给聂家送一百元钱过去。
    6月4日，他被化装成医护人员的当地警方在医院抓捕。
    采访中，他总是再三地问记者，他的案子将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庭，是否会被判死刑等等。而脸上却快速闪过惊恐的神色。
    6月8日，他在看守所里将女儿取名为吴雨彤，小名彤彤。

弑童案背后的猜想空间
 
    6·1弑童案发生后，毕节当地警方在赶到现场后发现，“门窗保持完好，应该是熟人做案。”因为“两个孩子平时都很谨慎，如果不是熟人，是不会带进屋里去的”。
    毕节市公安局副局长付晓说，警方通过梳理聂家姐弟俩的社会关系，并在魏家屯进行仔细暗访后，最终将犯罪嫌疑人锁定在吴长健身上。
    6月4日上午7时，当地警方派出30来人封住医院的各个出口，并化装成医护人员守侯在医院。接着，医院在警方授意下，打电话给吴长健，佯称孩子要打预防针，让其到医院签字。
    当吴长健乘摩的刚刚到达医院，就被守侯的警方抓捕。经过5-6个小时的审讯，吴长健供认了犯罪事实。然而，他的弑童理由却不被自己的父母和死者父母认可。
    吴长健的父亲吴道宣说，吴家和聂家是亲戚关系，两家关系非常要好。聂将军周末经常来他们家玩，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两个孩子发生过任何奚落和辱骂的事情。
   “我怀疑肯定有人帮凶，平时在家里他连杀鸡都不敢的。”吴道宣说。
    吴道宣推断的理由是“聂将军的肋骨处、脚上和腹部都有创痕，一个人怎么可能做得下来呢？并且，他打聂将军的时候，聂江艳应该会被惊醒的，为什么她没有叫喊，从而引起屋外人的注意呢？”
    聂绍祥和妻子陆永秀也不相信女儿和儿子是被吴长健一个人杀死的。理由除了吴道宣说的外，他还认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平时非常聪明，不可能那么轻易地被他一个人杀死的，肯定有人帮忙的。”
    同时，聂绍祥也坚决否认儿子聂将军和吴长健有过任何过节，更不会要求其买零食的。并且，他怀疑吴长健之的真实意图可能是想强奸自己的女儿，后来才将女儿和儿子杀死的。
    陆永秀说，女儿的内裤前面是穿好的，后面却没有被完全提上去，露出了屁股部分。聂绍祥的弟弟聂绍昌也在现场看到，侄女的白色内裤的背后部分被拧成了一股，紧紧地勒在股沟间。
    当地警方告诉本报记者，他们在审讯吴长健获知，吴确实是在勒死聂江艳，奸尸后才离开现场的。但吴长健杀死聂家姐弟的动机是否因强奸而起，目前还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在吴道宣和徐丽英的印象中，尽管读书时“从来没有拿过一张奖状，”但吴长健平常在家时却非常听话，从来没有惹过祸。
    在毕节读初一期间，吴道宣发现儿子经常会和一帮人在街上鬼混，“头发染成了黄色，我强行把他拉到发廊里剪掉，并让他退学回家帮忙做农活。”
    初二时，还想继续读书的吴长健去爷爷家借了300元钱，继续去毕节读书。“两个星期后，却将从家里带去的木床劈来当柴火烧了。”
    为了不让儿子学坏，徐丽英把儿子带到浙江义乌一家装饰品厂打工，自己也留在场里做包装工，“怕他在外面跟人家混，继续学坏”。
    打工期间，“他很乖”，从不去外面鬼混。脖子上的纹身是街上一个算命的女人帮他纹上的，她要吴长健称她为干妈，并答应教他纹身的技术。后来，厂里觉得这个纹了身后的青年会影响厂里的人，将他赶出厂了。
    平时，父亲吴道宣只是在饭桌上教育孩子们如何做人处世。母亲徐丽英则经常教育儿子“人生最怕的事情是进医院和法院”，嘱咐他不要在外面学坏。
    2007年以来，吴长健总共去了三次毕节。
    第三次去的时候，他杀死了从未与其发生过任何纠纷的聂家姐弟俩。尽管50岁的吴道宣和39岁的妻子徐丽英至今都搞不清楚，“最想拿到驾照跑车”的儿子杀死聂家姐弟俩的最终原因是什么，但事实却坚持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1、“如果真要死一个人，我宁愿拿一个亲生儿子去代替她”
       2004年10月11日下午6时，齐少书刚帮远在六盘水做生意的三儿子联系好货车，还没来得及装运货物，她就接到了女儿王江兰就读的云马子弟中学打来的电话。电话里称，王江兰在学校出了事。
       挂好电话，齐少书赶紧和老伴王修业说了这事。女儿一向很乖，并没有给自己和家里惹过任何祸事，所以他并未在意老伴的话，以为顶多是女儿和同学吵嘴，不会有什么大的事情。
       很快，齐少书就赶到了云马子弟中学。她在学校的楼上楼下找了个遍，还是没有看到女儿的身影。在女儿的出租房里，齐仍没找着女儿。当齐少书再次从学校教学楼下来时，她立即就有了一种不详的预感。
       想到这里，她当即昏厥在地。
       而这时，女儿的尸体早已被运往安顺市殡仪馆了。见到女儿的尸体时，齐少书和老伴王修业早已痛不欲生。从小呵护着妹妹长大的大哥王江流听到妹妹遭遇不幸后，硬朗的身子也未能坚受得起这个刺激，顿时晕厥过去。
    “如果真的要让家里死一个人的话，我宁愿拿我自己一个亲生儿子去代替她。”悲痛中的齐少书对镇上人说。家人对齐少书的那句话表现出了一致的看法，三儿子王勇也称“早知道妹妹会死去，宁愿三兄弟中拿一个人去替她受死。”
       在齐少书的记忆中，女儿最后离开家去学校的时候，依然穿的是那套她最喜欢的灰白色的衣服。齐一如以往，帮女儿把一周的粮食等物什提上从丁旗镇开往云马厂的客车。
       临行前，女儿再次叮嘱母亲“少做点活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自己多保重身体。”  
没想到这次与往常一样的别离，竟成了母女的生死诀别。
       齐少书清楚地记得，19年前的农历4月17日中午，她从娘家回来经过丁旗镇的黄桶火车站时，看见一个女婴躺在火车站的一个襁褓中啼哭，周围空无一人。齐走近一看，发现襁褓中留有一张纸条，上面除了写着女婴的出生日期外，再无其他文字。见女婴可怜，齐决定将她抱回家抚养。
       令她始料未及的是，17年的朝夕抚养，与女儿的诀别竟来得如此突然，毫无征兆，维系了17年的情感寄托，在瞬间被残酷的现实击得支离破碎。一年多后的每一个细节的回忆，都无法让她控制住自己悲痛的情绪，每个在当初看来很平常细节的回忆，都伴随着夺眶而出的泪水，顺着她瘦削的脸颊滚落下来。
   
2、父亲的隐忍与母亲的痛哭
   
       2004年10月，第二个周六下午，王修业再也没有像往常一样，倚在家门口朝着云马厂方向张望，女儿之死让他终止了这个维持了多年的姿势。以往，每个周六的下午，王修业总是在做好饭后，倚坐在家门口等着女儿回家，直到女儿的身影出现在他的视野中，他才返身回屋。
       女儿最后一次离家时，曾让王修业给她一些生活费用。当王修业给了她10元钱后，女儿觉得不够，让他再给一些，但王修业拒绝了。后来，齐少书又给了女儿几十元钱。
     “早知道她会死，我那个时候就应该多给她一些钱。”一年多后，王修业还在为当初对女儿的拒绝懊悔不已。
       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早春的夕阳越过房顶，斜射在房子前面的马路上，一片寂寥。
按照以往的周六，这个时刻他应该起身去厨房去做饭，等待女儿放学回家一家人团聚桌边用晚餐了。
       房间里越来越黑暗，略微的凉意开始侵袭人的身体。王修业依旧坐在黑暗中，双手交错地抱着两个膝盖，沉默着一动不动。
       采访经常陷于这样的“僵局”——情绪涌上来后，他的语言开始变得不连贯，断断续续的答非所问，嘴唇也开始颤抖不已。待情绪稍微平稳时，他又在大多数的时间里保持了沉默。
       大儿子王江流说，自从妹妹王江兰死后，父亲的脑子就“不管事了”，神经也好象出了问题，嘴里经常嘟囔着别人听不清楚的话语。在大儿媳妇张海燕的印象中，公公的性格一向是比较开朗的，平时镇上有谁请他看风水，他都欣然前往。妹妹死后，他更多地选择了保持沉默。“我婆婆一提到这事，就总是泪流满面，痛哭出声，而他却总是不说话，他把痛苦掩藏在内心深处，没有找一个合适的宣泄途径发泄出来。”
       长期的隐忍和悲愤，让王修业变得越来越沉默。
       王江兰是张海燕的丈夫王江流一手带大的，家里人很宠爱这个收养的妹妹。张海燕记得她刚嫁过来时，王江兰的脚有些跛，就在她取笑妹妹时，不小心被丈夫听到，丈夫因此还与她吵了架。在王家的几兄妹中，父亲平时只给钱给妹妹王江兰用，其他三兄弟都几乎没有得到过父亲的钱用。
        一个更让人疼痛的细节一度让齐少书泪流满面，揪心的疼。
        2005年8月的一天晚上，王江兰出现在她的一个姨妈的梦境里。她痛哭着告诉姨妈，有两个人抓住她，她无力挣脱，除了母亲齐少书外，谁也无法救她出来，并让姨妈赶紧转告给母亲。
        齐少书听后，赶紧请了法师去镇上的小河边为女儿超度，希望她早日脱离苦海。
    
3、“早知道她会死，宁愿让她去做乞丐，也不会送她读书”

       如果没有2004年10月10日的那场灾难，王江兰今年应该是国内一所著名政法大学的二年级学生了。
       小时候，这位从小就很听话的女孩儿的理想是想成为一名中文教师，但2003年的一个事件让她马上就改变了主意。2003年6月9日，大哥王江流的11岁儿子去一家药店买了毒鼠强服下后自杀。后来，这个案子的审理结果让大哥一家并不满意。
       看着大哥和嫂子通不欲生的样子，王江兰的理想从一名中文教师过渡到一名律师。
       读大学不仅是王江兰自己的愿望，更是全家人的希冀，但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却让家人的希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母亲说，“早知道女儿会遭遇不测，她当初就不应该送她去念书，宁愿让她去要饭都要强，至少能有一条命活下来。”
       尽管母亲的话语里似乎透露着残忍的意味，但当面临这一更加惨痛的变故时，这句话语却成了这位母亲最伟大母爱的释放。
       2005年农历7月15日，中国民间的“月半”节日。这天，王修业将女儿的一些书和作业本翻了出来，一页一页的撕扯下来，用火点燃，烧给女儿。“眼看着她好不容易就要参加高考了，就烧给她做参考复习用吧。”
       这位隐忍而坚强的老人在叙述所有细节的时候，除了言语和思维的跳跃性比较大外，自始自终都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恨不得将凶手抓来，用刀剁成几大块”，这成了他在情绪激涌之际，言辞最激烈的话语。
       女儿死后，齐少书最大的愿望就是凶手能被依法判处死刑，并亲眼看着他们被枪毙。“如果他们不杀我女儿，只是强奸抢劫，我还会原谅他们，至少我女儿还有一条命活下来。”但凶手最终还是将齐的这个内心诉求残忍地抹杀了。
       在安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时候，犯罪嫌疑人宋金宁说当他们用石头砸王江兰头部时，她的呻吟声在寂静的山谷里显得分外清晰，令他都开始感到有些害怕。  
       当齐少书在法庭上听到这些供词时，心都快碎了，他不知道这两个20岁都还不到的青年，对女儿下毒手时的勇气和力量来自何处。
    “婆婆一提起这件事就痛哭，一痛哭就昏死过去。后来她的腹部还因此长了疝气包，去医院开刀割掉时，医生嘱咐她以后尽量少生气，少伤心。”张海燕说。

4、终于听到亲生女儿的消息却是死讯
 
       周昌琴最后一次听到有关第6个亲生女儿王江兰的消息时，竟然是女儿的死讯。并且，这个消息还是在女儿死去3天后获知的。
       2004年10月13日那天，几位在云马子弟中学念书的雷召堡学生在碰到周昌琴时说，学校里刚死一个高三女生的长相酷似周家里的几个女儿。
       周昌琴心里一动，难道真的是17年前被自己遗弃的亲生女儿？
此前，她就曾耳闻云马子弟中学有个女孩和自己家里的几女儿长得很像，由于种种顾忌，几次想去看望她的念头最终熄灭。
    “最后的最后，我没再抽出时间去看你，陪你，我决定封闭自己这一天，请原谅我。”2004年10月22日，王江兰死去后的第12天，一位杨姓的好友在给她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在最后，你带着最初的梦想回到最初的地方，希望你真正的超脱，真正的快乐。”

2005年8月中旬,一场史无前例的“地下金融”风暴引发的恐慌情绪就开始在仁怀市这座有着896年历史的酒都古城蔓延,至今仍未减弱。
    8月25日,风暴操纵者,一度在仁怀商界长袖善舞的新潮纸箱厂厂长刘文秀,最终因涉嫌向公众非法集资7662万元而被当地警方逮捕。与此同时,480名(抑或更多)深陷其间的民众却仍然生活在惊惧与疼痛之中。

“地下金融”崩盘之劫

一场前所未有的“地下金融”风暴,让41岁的刘文秀再次成为仁怀市的聚焦人物。

       据刘文秀的父亲刘金春回忆,刘文秀小学毕业后就离开了家乡茅坝。大约在18岁左右,她开始创办罐头厂,并获得成功。接着她又在一个皮鞋店做学徒,并创办了自己的皮鞋厂。

1997年,刘文秀投资了30万元,与舅舅合伙创办纸箱厂。1999年2月2日,刘文秀正式在仁怀鲁班镇开办新潮纸箱厂,注册资金为50万元。

2002年6月,因产、供、销不能衔接,加之管理不当,造成企业亏损。随后,在换了法人代表后,通过对企业的改革,纸箱厂开始扭亏为盈。

2004年11月29日,刘文秀重组新潮纸箱厂,并将注册资金由原来的50万元变更为1000万元。为了满足国酒的高品质包装,刘文秀在仁怀市水口寺购置了60亩土地,进行厂房和生产能力等方面的扩建,这个大手笔大约花费了2200万元左右的资金。

就在刘文秀向银行贷款时,却遭遇了资产不够抵押的窘境。

无奈之际,刘文秀将目光投向仁怀民间的“地下金融”模式,并通过自己和手下的几名“会首”以月利息高于银行几倍的2%、3%、5%的利息融资近8000(含利息)万元。

然而,在按时支付了一段时间的利息后,刘文秀却再也无力支付滚雪球般日益膨胀的高利。

8月14日,部分“会员”去新潮纸箱厂里了解经营情况。此间,“会首”丁芬等人首次曝出消息称,刘文秀已经无法支付高额利息了,并且企业内部也有矛盾,有人猜测可能在经营上出了问题。

次日,刘文秀无力再支付利息的消息,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这个总人口达60多万的城市扩散。很快,很多一度潜隐在民间的众多“会员”开始浮现在新潮纸箱厂。此时,他们方才知道新潮纸箱厂的“会员”远远不止自己一人。

“会员”张远清木然地坐在客厅里,面容显得有些憔悴,几次欲言又止。

张的回忆从7月中旬的一天开始。那天,刘文秀邀请她和她的姐姐等人一起吃饭。席间,刘文秀说,前几天,在“肖四”(刘文秀的“会首”之一)那里“上会”的部分“会员”跑到她的纸箱厂参观。因为之前“肖四”在向这些会员融资时说,这些钱都借给了刘文秀。

刘文秀说,若是这笔钱投到她厂里,肯定要可靠得多。但“肖四”却将这笔钱投到了另外一个大老板那里,现在这位大老板已经付不起利息。

这位大老板承诺,等赚到钱后就支付本金,如果“会员”要闹的话,那本金都没有了。

直到8月15日,已多次借钱给刘文秀的张远清才恍然大悟:一个月前,刘文秀在饭局上讲的故事其实是带有暗示意味的。而这也足以说明,早在一个月前,刘文秀掌控的“地下金融”之局已濒临崩盘。

8月25日下午6时左右,本想在日子吉利的8月26日与“会员”签订还款协议的刘文秀,最终在父亲家里与到会的30位“会员”签订了还款协议。

还款协议中称,一切利息一律停止支付。从2005年10月25日起,逐月偿还,力争在5年内还清借款。偿还比例每年按借款总额的1%—15%偿还。借款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提起向厂方要款。

刘文秀在还款协议中承诺,如偿还1—2月不兑现,其纸箱厂交付债权人处置。另外,债权人还将选派7人参与厂内的全面监督管理,以督促厂内财务规范管理,并必须每月通报财务经营情况等。

当晚9—10时左右,刘文秀在其弟刘文家处被当地警方逮捕。随后,其“会首”穆长先、王昭霞、肖四、丁芬、伍小莉等人也相继被警方抓获。

紧接着仁怀市公安局胡静局长迅速作出侦破工作部署,立即由分管副局长石茂江挂帅,经侦大队队长和副大队长为副组长的“8·25”非法集资案专案组,开始对此案介入调查。

而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警方已依法查扣的纸箱厂净资产却仅为554．9万元,初步查清该厂欠外债达802．7万元,早已形成资不抵债的局面。

480人的梦和痛

“我现在对姐姐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

彭霓裳的姐姐也是刘文秀的“会首"之一。这位在仁怀一家著名白酒企业工作的女子,月薪在2000元左右。去年9月,在姐姐的介绍下,彭霓裳借给了刘文秀3万元,月利息为2%。

“当时想到,姐姐是肯定不会骗我的,并且刘文秀还是姐姐的亲家,所以我当时对她还是很信任的。”

今年3月,刘文秀称购买机器尚有400多万元的缺口,并让彭霓裳再去其婆家的兄妹中帮她借点钱。彭霓裳经游说,最终帮刘文秀在她的朋友和兄妹等10多人中借了数万元。

今年8月中旬,刘文秀非法集资案发,彭霓裳在刘文秀的父亲家印证了这个消息后,当即昏倒在地。

8月24日晚,听到母亲深陷“地下金融”败局漩涡的消息之后,彭霓裳在读中专的17岁儿子离校出走,至今杳无音信。紧接着,亲人们也开始向她逼债。

与此同时,一直被蒙在鼓中的丈夫开始不断打骂她,并整天吵着要和她离婚。“我当时都想自杀了,可亲人们却说,就算我死了,债务也要由她的子女来偿还。”

彭霓裳说,事情发生后,她对姐姐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觉得姐姐也是受害者,而另一方面,自己又是她的受害者。

彭后来找到姐姐时,除了吵架外,姐姐就只是一股劲儿地哭。“我现在每天都是带着泪水去上班。”

“感觉天都要塌了!”刘文秀的“地下金融”之局彻底崩溃后,留给“会员”们的大都是这样的感受。

在“会员”王瑶的记忆里,有一幕残酷的景象让她至今震撼不已。

刘文秀案爆发一个月后,王瑶和部分“会员”去仁怀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登记损失资金数据时,发现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正伤心地哭倒在地,并不断地给民警磕头。

老太太的丈夫今年上半年刚去世,家里还有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在别人的介绍下,她将丈夫去世时所收的近3万元礼金借给了刘文秀。民警说,这位老太太已经来了好几次了,每次都要哭着请求民警帮她把“卖骨头”的钱找回来。

王瑶触景落泪。

在经侦支队,她见证了太多悲凉的细节。有4—5位老人在登记完损失金额后,痛哭失声。

据知情人士透露,深陷此次“金融风暴”之中的部分“会员”中,有的甚至是将房子抵押贷款后投注于刘文秀之局的。其中,有一个“会员”因自己的房子不够抵押,还从亲戚处借了几个房产证作为抵押,并将贷款悉数借给刘文秀。更有的则将自己的房子作价20多万元卖给别人后,将钱借给了刘。

一位“会员”称,目前有少部分人已经因此而离了婚。倘若这些资金无法回笼,那么“会员”中的离婚率将有可能达到30%。

一位“会员”表示,此次金融案涉及的“会员”中,有的卖了房子,有的用房子抵押贷了款,更有的将卖烤洋芋和擦皮鞋的积蓄都投进去了。

而以往,仁怀市的夜宵排档生意都显得异常火爆,平均每晚能有300—400元的营业额。自刘文秀案发后,生意明显冷清了许多。

尽管当地警方经调查,得出此次深陷刘文秀金融案的民间资本为7662万元,但仁怀市多位知情人士则称,涉嫌金额绝不可能仅限于此。因为有些“会员”的另一身份是政府职员,由于担心去警方登记后会对自己的仕途带来不利,故而存在少报或不报的情况。“如果这些资金加起来,少则有8000多万元,多则1亿多元(含本金和利息)。”并且,还有的“会员”担心被银行知道后,到时候无法按时还贷而承担法律责任,所以没去登记。

本报记者在仁怀市采访期间,曾有多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会员”,因担心单位领导知道而不愿道出自己的姓名。即使在接受采访时道出了真实姓名,也一再要求记者不要将自己的真实姓名披露出来,就连姓氏也不让写入化名中。

双面刘文秀

在“会员”们的印象中,41岁的刘文秀为人实在,容貌慈祥,很讲信用。虽然她文化低,而且还有点口吃,但最重要的是,她很有经济头脑。

“刚开始,她还按时返还利息。有时还差几天才到规定期限,她都会提前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去领取利息。”

有一次,在一次表彰大会上,刘文秀拿着一份别人写好的演讲稿,却半天说不了一句完整的话。

在重组新潮纸箱厂后,为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刘文秀在厂里推行了重奖制度。制度规定,凡是能够为厂拉来印刷、生产业务,无论是中层干部还是职工,一律按照印刷、生产业务量的大小予以重奖。

并且,工人生病了,她也总是要前去探望。一时间,刘文秀的改革措施和方案得到职工们的一致拥护和支持。

刘文秀的一位邻居告诉记者,刘文秀与丈夫为人都很不错。他们的家庭生活很朴素,看不出丝毫奢华的痕迹,而其丈夫的品行也很端正。

此外,一系列政治“光环”也开始先后笼罩着刘文秀。

2003年,刘文秀作为妇女代表,出席遵义市妇女代表大会;2004年2月,当选仁怀市政协委员;同年3月,遵义市妇联授予她“巾帼三创带头人”称号。

“会员”们认为,正是因为这些政治“光环”,加上新潮纸箱厂的经营表象,以及刘文秀的单线联系的集资模式和承诺,让他们义无反顾地一次又一次地将钱投向刘文秀。

仁怀市政法系统一位干部说,事实上,在整个事件爆发之前,刘文秀留给人的印象一直是比较好的,而且企业办得也还不错。但相比而言,她还不是仁怀市最好的女企业家,只不过别的女企业家要低调许多,故而一般情况下不会跃入民间视野。

刘文秀事件爆发后,一时间,围绕这个商界女“能人”的各种言论在仁怀街头四处流播。她在“会员”们心中的形象,从一个极端跌落至另一个极端。一些关于她的,与以往迥然的评价也开始在这座城市蔓延。

很多“会员”开始对刘文秀之举表示不解。有人一旦听到别人提起“刘文秀”三个字,就开始骂开了。更有的干脆称她“伪善者,善于伪装,将钱骗到手后,就原形毕露了。”

一次,有位“会员”去问刘文秀要债时,她的态度开始变得恶劣起来,“反正我现在就是没钱,你去告我,起诉我啊。”

多名“会员”陈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有一次,刘文秀在算命时,算命先生给她卜出的是,在未来的几年内,她的好运将会持续下去。从那天起,她就经常在众人面前拿出那张占卜单,以炫耀自己未来的命运走向。

而“会员”们事后认为,刘文秀之所以如此张扬她的占卜单,实际上是在为她进一步向民间融资制造一些舆情假象,因为这张占卜单是她花钱买的假“好运"。在刘文秀的父母刘金春看来,女儿之所以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主要是因为文化低的缘故造成的。如果她的文化高一些,法律意识强,或许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

解构“地下金融”之局

探寻刘文秀的滑落轨迹,我们不难发现,这一事件其实就是潜行于仁怀金融市场近百年的“地下金融”模式,因其风险的难以掌控而最终跌落至另外一个极端的过程。

大多数“会员”向本报记者陈述了刘文秀的借债方式:一种方式是由刘文秀的几位能说会道的“会首”出面以高于银行几倍的利息,向一些家里有闲钱的人借贷,并最终由刘文秀与爱人共同出面签下借条。另一种方式则是由刘文秀自己亲自出面物色有一定资金实力的“会员”,并以即将要购置一台机器,资金上有缺口为由而向这些“会员”融资,并许以高利。

不管采取哪种方式,当“会员”要求去厂里考察时,刘文秀都会亲自出面,带着司机驾着自己那辆“猎豹”越野车将他们接到厂里。期间,刘文秀和“会首”总是会对“会员”说,自己只向他们个别人借了债,而再没向其他人借债。

此外,所有接受采访的“会员”都称,客观上,刘文秀的纸箱厂效益和设备都很好。并且,在厂里考察时,刘文秀还向他们展示了她和茅台酒厂、茅台啤酒厂、遵义卷烟厂等企业签下的定单。据刘金春提供的数据显示,案发前,新潮纸箱厂已和上述等企业签下了2600多万元的定单。

据“会员”透露,在这场风暴降临之前,刘文秀还是兑现了当初许诺按时支付利息的承诺。以上这些现象,以及之前刘文秀身上的诸多“光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会员”们心中所担忧的风险,也让他们对刘文秀能在规定期限内还债充满了信心。

然而,刘文秀在操纵这个金融之局时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她超越了仁怀市以往传统“地下金融”模式的透明化,模糊了“会员”之间的相互认知,进而为其构筑庞大的金融之局布置了极其良好的障眼阵法。

由于刘文秀及“会首”跟“会员”大都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会员”们相互之间并不知情。

直到8月15日,刘文秀事件大规模爆发后,“会员”们才惊颤地发现,原来刘文秀的“会员”远远不止几人,而借债也远远不止几百万元。

据当地警方查实,6年来,新潮纸箱厂的非法集资案实际涉及的“会员”有480人。其涉及金额高达7662万元,受害的“会员”,涉及中枢、茅台、茅坝3镇,有政府部门职工、领导层、农民、企业员工和城市居民。

而坊间却称,深陷其中的人数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因为有的人还没有到警方登记。

其中,“会员”最多的集资高达256万元,最少只有2000元;受害的“会员”年龄最大的80岁。且大多为女性,占80%。

一位当地政府官员称,之所以这个事件中有80%的“会员”均为女性,那是因为这些女“会员”的丈夫多为政府部门职员,受国家相关规定限制,男人不便出面,故由女人出面充当“会员”,也有的是女“会员”在丈夫不知情的情形下上的“会”。

“如果不是高额利息的诱惑,我们也绝对不可能将大笔的资金投向新潮纸箱厂的。”一位“会员”事后坦言。

而许多的受害者之间,因大多是亲戚和朋友的关系,从而使得深受其害的“会员”呈现出家族化、单位化、企业化的格局。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这次“风暴”中,人数最集中和最多的是当地一家行政单位,而资金损失最大的则是当地一家著名白酒企业,虽然这家企业深陷其中的员工不是最多,但损失的资金却达到了上千万元以上。

“强震”背后的金融生态

刘文秀金融案绝非孤立的。

从这个事件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仁怀市近1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背后的民间资本暗涌。

据仁怀市统计局局长欧先明介绍,自1995年仁怀撤县建市以来,仁怀市的经济增长步伐明显加快。在1995年至2004年之间,仁怀市的经济基本上以每年13．7%的速度递增。1995年,仁怀的GDP为9．65亿元,到了2004年的短短9年里,GDP已飚升至44．05亿元。

一连串硬朗的数据背后,是仁怀市以茅台酒为工业经济主体,煤炭和建材业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经济增长模式。

欧先明说,在仁怀经济增长中,工业占了66%的比例,而以茅台为首的白酒行业则又占据了这66%中的50%。

截止2004年,仁怀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已达6835元。全市国有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达18012元。

据当地知情人士称,目前,仁怀的房地产最高价格已跃升至每平方米1360元左右,这个价格已与贵阳市白云区的南湖新区一带的房价持平。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个价位的房产在仁怀市竟然很叫座。

此外,据当地政法系统一位官员介绍,即使是当地人自己没有足够的钱购置房产,但他仍然可以通过先贷款交付首期,再以办酒席收取礼金的方式来缓解燃眉之急。

这一细节说明,仁怀的民间资本的力量依然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强流。

但是,这股强大的民间资本流却并不愿意被存进国家金融机构,原因是“存一万元的定期,一年下来,扣除个人所得税后,仅有180多元的利息。”但如果将钱借给刘文秀的话,一万元的月利息则高达200—500元不等。

对民间资本而言,这个巨额的利润无疑构成了一个强而有力的诱惑,并推动民间资本义无返顾地投向刘文秀一手布置的金融局。

“现在很多人都不敢再随便借钱给亲人和朋友了。”

10月26日,事隔两个月后,仁怀市一位出租车司机对记者说。

据当地一位80多岁土生土长的老人回忆,自她懂事起,仁怀就有了“上会”的现象。通常,最大的“会”有20个“会员”,最小的有5—6人。

“上会”的操作方式为,由一个家庭财产厚实,民间信誉高的人充当“会首”,然后“会首”再定一个“上会”标准,所有的“会员”按照这个标准在一定时期内,定期将“会费”交给“会首”。

随后,“会首”将这笔资金以一定的利息借给需要的人,并且从“上会”的下一个月起,“会首”按规定每个月将支付给“会员”利息。等到所有的人都在“上会”期限内拿到了利息,“会”就终止,而本金也被退回。

“从我懂事时起,仁怀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上会’而引起的扯皮,这次是第一次。”上述老人称。

“会员”江春华还是觉得“上会”是有风险的。“明的东西可以考察(如家庭财产和信誉考量),而暗的东西却无法得知。”

有识人士表示,刘文秀非法集资案,实际上已给仁怀市百年来风行的地下金融模式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并使仁怀人对“会首”的信誉彻底丧失了信心。

仁怀一位政府官员说,这一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应当对民间资本的投向做一个良性的引导,让大量闲置的民间资本有一个积极而良好的投向,从而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

两个多月过去后,位于仁怀城郊水口寺的仁怀新潮纸箱厂大院内早已荒草丛生,透过铁栅栏门望去,生产车间里堆满了原料。而职工宿舍区早已人走楼空,宿舍里一片凌乱。

绝大多数“会员”和刘金春都希望政府能尽快让纸箱厂恢复生产,因为只有这样,这笔浩大的资金才有指望。“会员”们均表示,他们已不想再要利息,只要能收回本金,哪怕等上5—8年都愿意。

“我们会千方百计地保护百姓的利益,并在维护法律公正的情况下,尽可能将损失减小到最低。”仁怀市政法委副书记冯定恒说。

            
   时报记者 杨雄 杭州报道      
        
    被抛弃的婴儿总是令人扼腕痛惜。      
     当杭州银湖区块的绿城·七里香溪、富春山居、三盛颐景山庄、三江鸣翠蓝湾、三江鸣翠桃源这五大别墅楼盘受到热捧之际，而声称投资1.2亿元，占地1000余亩（实际投资1500万美元，占地面积310亩）的大手笔别墅楼盘富春江花园却显得十分寂寥。      
    在几经突围之下，尽管曾有投资商涉水其间，但终因种种原因拂袖而去。富春江花园最终败北杭州房产市场，成为被房地产市场无情抛弃的“新贵”。      
   “富春江开发区富春湾区块，位于富春湾旅游度假区的中心位置，杭富沿江公路的建成，实现了与杭州市区半小时快速连接。总占地面积300亩左右。一期目前尚余部分独立别墅，面积都在300平方米以上，200万~300万元/幢。2期尚在规划中，预计今年八九月份开盘，价格未定。”富春江花园的一份售楼说明资料中如此描述。      
     3月14日下午，本报记者多次致电富春江花园售楼处，而两部售楼电话均处停机状态。      
     富春江花园未来的命运究竟几何？      
                 
       1、变局      
        
     目前，在杭州众多的房产商中，戎安春可能是最不得志的房产开发商之一。      
     1993年，被外界称为“内行人”的戎安春投资了700万美元成立了港资杭州大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富房产）。      
     几年房产生涯历练之后，精明的戎安春将眼光投到位于富阳市东洲街道白鹤村富春湾。      
      富春湾位于富阳市区东北部，南面临江，西为富春山居高尔夫球场，北为黄公望森林公园。而到杭州市区的车程仅半小时以内。在圈内人看来，这绝对是一块上好的楼盘开发地。      
      最初，戎的预想是投入1.2亿元，在此处打造成占地面积达1000余亩的富春江花园别墅区。      
      据本报记者获悉，早于几年前，富春湾就因其地理优势吸引杭城众多开发商的眼球。该区域还被当地政府规划为旅游娱乐中心，目标客户锁定杭州市场。      
      2000年2月，戎安春最终启动了实际总投资额为1500万美元的“富春江花园”项目，其一、二期工程占地310亩，包括388幢别墅及商业中心、娱乐中心等。富春江花园一期占地100余亩，规划建造别墅83幢，竣工日期原定为2004年5月14日。      
      当年，就曾有房产商预测，富春江花园开盘价即可定在4000元／平方米左右。此前的2000年初，富阳楼市均价也不过在2200元／平方米左右。      
     事情的变局总在意料之外。      
     去年6月份，这个曾被外界十分青睐的别墅楼盘项目却戛然停工。      
     一时间，坊间各种猜测风生水起。      
      而由大富派出的融资说客也开始频频接触杭城各地产商和实力人士。      
                 
        2、困境      
        
      有消息称，富春江花园最终陷入困局的最主要原因是因资金运作不透明所致。      
      感到颓伤的不止戎安春一人，富春江花园之困同时也令浙江金信房地产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头痛不已（以下简称金信房产）。      
      据悉，早在2003年初，大富房产就与金信房产达成协议，合作开发富春江花园。      
      据了解，当时富春江花园一期的99幢别墅就已被订购一空，大富房产因此而分别收取每套10万至30万不等的认购金。      
      2004年3月，承建单位之一的浙江建工集团押付大富房产60万保证金后，入驻工地正式开工。而直到该集团垫付300多万材料和工程费之后，大富房产仍未按照约定付款。      
     有报道称，戎安春将该工程资金挪作其他投资，此举直接导致出现财务危机。在此关键时刻，该公司在深圳投资的一家公司又与某银行出现债务瓜葛，使其在本地的贷款计划流产。      
      至此，富春江花园的理想构局也因被迫停工而破碎。      
      2004年4月，富阳市第二届房交会开幕。      
      此间，大富房产为了给富春江花园制造一个良好的销售环境，遂想法借来一笔钱再度投进工程项目。项目地理位置的先天优势，吸引一大笔追捧资金再次注入大富房产的囊中。      
      项目工程再度启动一个月后，戎又将公司剩余资金转到北京的一投资项目上。      
      富春江花园项目再次陷入困境。      
      去年6月，浙江建工集团正式退出富春湾。      
      据悉，目前大富房产的债务总额已达四五千万元，其内部销售人员已8个月未拿到工资。      
      当记者14日电话采访金信房产经理高伟芳时，高称这已是两三年前的事情了，随后便以“不了解”为由委婉地挂断电话。      
                 
  3、两个自救方案      
        
      尽管深陷困局，但戎安春仍未彻底放弃。      
      之前，也曾有投资商因看中这个项目而加盟富春江花园项目，但最终也因种种原因而黯淡收场。      
      坊间传闻，南都也曾有意涉足富春江花园，后来也不知何故而悄无声息。      
      有知情人士透露，绝望之际的富春江花园曾想出两个自救方案：一、欲以每亩70万元或以上的价格彻底卖掉；二、欲盛邀投资人士低价进入股份合作。      
      如今，除了一期工程占地100余亩外，留在富春江花园中的可供开发的土地也仅有200多亩。那么，富春江花园能否凭借这200多亩的剩余土地和一个烂尾工程将其自我拯救革命完美终结？      
      杭州一地产界人士却说此方案不容乐观。      
      首先，富春江的开发规模很小，其配套设施等各方面都很难规划。即使买家欲购买，必然要考虑其规模、品质等，而富春江花园在此方面已明显跟不上同一区域内的其他楼盘，优势顿失。      
      “其实在富春江花园推出时期，同类楼盘的市场还是比较走俏。但两三年后，市场上新的项目就已渐次增生，品质和小区配套等条件也更加优越，而后续工程也一期紧跟一期地进行。”      
      与此形成不同结局的是当年的七里香溪项目的景遇。      
      知情人士称，其实上述项目当时也并不比富春江花园乐观多少。后来，被绿城接手后，顿时有了转机，一经推出就颇受市场热捧。      
     “200多亩作为开发别墅项目，实在显得有些羞涩。如果开发商敢迎难而上，将富春江花园的地盘作其他项目开发用，每亩70多万的价格还是值得的。”该人士进一步分析。      
      戎安春和他的富春江花园仍然在焦灼中期待一个灿烂的春天。而富春江花园如此结果所留给外界的思考显然更多。

定海民警王建中服药自杀的背后

                                 
                 
     事情虽然发生的突然，但张佶华似乎隐约有预感。      
     8月17日，张佶华的丈夫、舟山市定海区昌国路派出所民警王建中接到了来自定海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判决书称，王建中因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接到判决书后的第8天，8月25日17时左右，王建中吞下了一百粒安眠药。      
     消息甫一传出，震惊整个定海。      
                 
    时报记者 杨雄 舟山定海报道     
        
      8月25日，一反常态。      
      好久没在北园社区露面的舟山市定海区昌国路派出所民警王建中，又出现在了社区警务室里。当时，警务室里还有一位社区居民和社区门卫陪着他一起聊天。      
    “就像喝了老酒一样，神志不清，而且，看起来很疲倦的样子。”      
      这是社区居委会文书林琼对王建中8月25日当晚状态的描述。      
    “你好久没来这里了，有事吗？”林琼问。      
      王建中回答：“好久没来了，现在来和你们告个别，看你们最后一眼”。      
      对于当晚王建中的反常，随后赶来的被称为“百管阿姨”的64岁的陈学敏，也同样感觉到了。      
                
   1、舌头也有些僵硬      
        
       自去年5月21日被定海区检察院立案审查后，按规定，王建中就不能再穿警服了。就算穿也不能佩戴肩章。可陈学敏注意到，王建中当晚不仅穿了警服，而且肩章等也一应俱全。      
    “王建中说话时，显得神智不清，舌头也有些僵硬。”      
      有不祥预感的陈学敏，一把抓住王建中问道：“你究竟做了什么傻事？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东西啊？”      
      王建中没有理会，只是使劲拉公文包的拉链，但没能拉开。      
      林琼的丈夫帮王建中拉开了拉链，发现里面装着一份8月23日的浙江某报。该报头版上刊登着一则题为《两次出警未救一命》的文章，作者为通讯员海简和贝贝。      
      文章最后一句为：“今年8月17日起，法院（指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记者注）下达一审判决书，认定王建中玩忽职守罪成立，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一年。”      
      此外，公文包里还有好几个分别注明舟山骨伤医院、舟山市三医等医院字样的药袋，都是用来装安定片的，但是袋里的安定片已经全没了。      
      陈学敏感到不妙，赶紧问王建中究竟吃了多少安定片，王说了句“100”后，舌头就僵硬得说不出话来了。      
      这时，一张纸条从报纸里滑落下来，陈学敏拾起一看：“对我执法不公，冤枉好人，天理难容。”落款为王建中。      
      陈学敏一下子就明白了，她和不知什么时候赶来的社区其他居民都哭了起来。      
      她赶紧催人到外面去找三轮车，一边叫人打电话给王建中的爱人张佶华。同时，她还联系了舟山市某单位锅炉班班长、北园社区义工王旗明，让他做好送人去医院的准备。      
      8点半左右，大伙儿将王建中火速送往舟山市人民医院抢救。经医生连夜抢救，8月27日，王建中终于脱离危险。      
      当时参加急救的医生告诉陈学敏等人，如果再晚20分钟，王建中就没救了。      
                
  2、两次出警，未发现现场      
        
      熟悉王建中的人都清楚，他的自杀多少还是与去年5月那次出警有关。      
      2003年5月19日22时33分，舟山市公安局定海分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定海区新建路3号有人打架，已经打了三个小时。110指挥中心即令定海分局昌国路派出所出警。      
      22时45分，接警后，昌国路派出所民警王建中率辅警江立国等人迅速赶赴现场。赶到新建路3号时，王建中等人才发现这一带居然有22扇门都属于新建路3号。      
      好不容易找到报警人称的现场、昌国路190号拉面店时，店主孙正忠的妻子廖翠玉走出门对王建中一行称，“我们家没有人打架，是夫妻吵架。”王建中往屋内看了一下，没有发现打架的迹象。他将情况向110指挥中心反馈后，便带辅警一同回到所里。      
      当晚22时53分，王建中再次接到来自110指挥中心同样的指令。他再次出警。      
      这一次，孙正忠开门便对王建中说，“实在不好意思，最近生意不太好，夫妻吵架给你们添麻烦了。”这次，王建中走到了屋内。他看见廖翠玉也在房内，三个小孩均已安睡，屋内摆设有序，并无其他动静。      
      王建中用手机向110指挥中心反馈称，现场没有打架的现象，而孙正忠也用王建中的手机对110指挥中心称他们并没有打架，只是夫妻俩在吵架。      
      事实上，打架的现场就在与该房间相通的后面那个房间里。      
      报警人未告诉王建中，这两间房屋是租给同一个人的，如果从昌国路190号房弄堂走进去，就很容易找到这个房间。被打人正是孙正忠雇的伙计王东文，因故出走而遭到了孙正忠和另一伙计周基理用木棍和拖把柄等工具的毒打。      
      5月20日凌晨1时许，当孙正忠发现王东文已不省人事将其送到舟山市人民医院时，王东文已经死亡。      
      舟山市公安局定海分局法医鉴定指出：王东文系全身严重而广泛组织挫伤、出血、胸腔内出血，导致出血性、创伤性休克而死亡。      
                
 3、第二次记录的警情成争议焦点      
        
      5月22日，王建中被定海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玩忽职守罪而被监视居住，23日变更为取保候审。      
      定海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正是因为王建中的玩忽职守“致使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同年11月12日，定海检察院以王建中涉嫌玩忽职守罪向定海法院提起公诉。      
      2004年6月28日，某报刊发了《屋内血腥屋外漠然———舟山一民警涉嫌玩忽职守罪被起诉》的文章，矛头直指王建中。      
      2004年8月5日，定海法院经审理认定，王建中涉嫌玩忽职守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一年。判决书中认为，王建中的失职行为致使孙正忠等人的犯罪行为未能及时发现，被害人王东文未能及时救助，以致出现被害人王东文被殴打致死的严重后果，这一后果与王建中的失职行为之间具有刑法所规定的玩忽职守罪的因果关系。      
      然而这其中颇有争议的一个情节是，2003年5月19日晚的110报警服务台接警处登记表显示，第一次报警时间为当晚22时33分，警情为：“新建路3号有人打架，已经打了三个小时。”第二报警时间为当晚22时38分，警情为：“昌国路190号弄堂内原大亚光店旁，内有男人在哭。”      
      而8月29日，从死亡边缘被抢救过来的王建中在医院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称，他两次接到110指挥中心的指令都称是新建路3号发生了事情，而从未接到昌国路190号弄堂内原大亚光店旁发生事情的指令。      
      王建中说，如果110指挥中心按照第二次报警人报的事情发生地点（即昌国路190号弄堂内）的话，他是很容易就能找到事发现场的。      
                
   4、所长给王建中打了“90多分”      
        
      坊间关于王建中服药自杀背后猜测颇多，可这一点也不妨碍他原本就是一名警察。      
      王建中，是江苏无锡人，原系海军某部副团级干部。据说，十几年前当他转业到地方时，当地政府部门准备让他做某局局长，但王建中却只想做一名普通的民警。      
      随后，他在北园社区这个城乡接合部的社区一待就是十来年。      
      2002年7月23日，他独生儿子生病住院，领导安排他公休照顾儿子，但因在追查一个摩托车盗窃嫌疑人警力不够，他选择了继续工作。      
      次日凌晨2时左右，王建中接到了爱人的电话，儿子不幸去世。“如果要给王建中的工作成绩打分的话，我想是完全可以打90多分的。”昌国路派出所王家通所长郑重地说。      
      据时报记者了解，王建中因工作出色而12次受到区、街道和分局的表彰，并多次“严打”工作中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且《浙江卫士》、《平安时报》等省级媒体及舟山当地媒体也曾对此做过报道。      
      2003年5月19日，也就在王建中出警的那晚，已在家里发了三天高烧的妻子打了个电话给他，要他送她到医院去治疗。而王建中却执意要妻子叫娘家人送其去医院，妻子当时就火了，他并不理会，当即就挂断了妻子的电话。      
      没想到，就在当晚，却发生了让他后来始料未及的事。      
   “要是他当晚回来了，也许就不会出这样的事情。”妻子张佶华说。      
                
  5、“玩忽职守罪”毁掉了平静的生活      
        
     尚未从中年丧子的悲恸中完全恢复过来，又因涉嫌玩忽职守罪被立案审查，生活从此变得极不平静。      
     为了打赢这场官司，他甚至卖掉了房子。      
     来自检察院和社会舆论的双重压力，几乎让王建中崩溃，但他依然坚强地等待着最后的判决。      
     8月17日上午9时左右，王建中夫妻俩在定海区法院办公室接到了法院的刑事判决书：王建中玩忽职守罪成立，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一年。接过判决书，夫妻俩当场就痛哭出声。      
     为了不连累妻子，让她能早日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王建中决定与妻子离婚。8月20日，王建中与妻子正式离婚。      
     8月25日，王建中吞服百粒安眠药自杀。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对这件事情我是一肚子气，现在只能从法律上积极支持王建中，我们相信法律会还他一个公正。”昌国路派出所某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我参加工作18年来，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个区，包括整个舟山市都是绝无仅有的。”      
      该负责人表示，王建中的两次出警都是规范的，均按照公安部印发的《110接处警工作规则》中出警程序进行的，根本构不成玩忽职守罪。      
                
   6、辩护律师称王建中无罪      
        
   “王建中是无罪的，我对这个案子充满信心。”尽管一审没有胜利，但王建中的辩护律师——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的吕思源律师仍然对即将到来的二审充满了信心。      
      吕思源认为，首先，“5·19事件”中，王建中是正确执法的，接警、出警和反馈三个程序均已到位。其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其次，悲剧的发生在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由于报警人说的地址和实际案发地址有误差，导致王建中并没有找到实际事发现场；第三，犯罪分子的欺骗，犯罪分子孙正忠对王建中称其在吵架，而王建中也未在报警人所称的现场发现有打架的迹象；第四，只有侦察人员在获得许可的情况下才有权进行搜查，而王建中仅仅是一般的民警，没有搜查的权利。      
      这四点原因导致了王建中对现场的主观判断是：这里没有打人的事情发生，仅仅是所谓的“夫妻俩因生意不好而吵架。”      
      同时，吕思源还强调，孙正忠在打王东文的时候，把两根直径4 5厘米粗的木棍都打断了。“就算事发时，王建中及时发现了被打的王东文，并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抢救，也是抢救不过来的，故王东文之死与王建中的出警无因果关系。”      
      至于有关方面提供的两份关于王东文尸检分析意见中称，如果死者王东文能够得到及时抢救的话，将有生还可能的这一判断，吕思源则认为，“可能”不是“一定”，这种可能性不能证明王建中的行为与死者的死亡结果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且分析报告称根据死者的伤势，一般可坚持10小时，但事实上死者从遭毒打到死亡还不到10小时，亦证明了‘有生还可能’的分析结论是错误的。”      
      据悉，王建中在自杀前已递交了二审起诉书。

                                                          ——解读黄伟收购浙江新源的“赔本内幕”      
            
 时报记者 杨雄 毛剑杰 杭州报道      
            
       树欲静而风不止。
       在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的浙江新湖系，最终因去年的一场非同寻常的收购案，而将遮掩其早已蹒跚步履的裙裾拉开。      
       2004年12月22日，由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湖）控股的“三驾马车”之一的中宝股份与浙江新源控股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收购浙江新源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杭州花园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园商贸）90%股权，双方协商以净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确定转让价格为38213万元。      
       截至2004年11月30日，花园商贸的净资产仅有1.04亿元，相对应的90%股权的净资产也不过0.936亿元。中宝收购浙江新源这90%的股权令其狂赚2.89亿元。      
       外界如潮质疑由此风起云涌：作为中宝股份第一大股东的新湖，却默许了这桩高额赔本买卖。新湖与新源之间究竟存在何种暧昧关系？      
       费时一周，时报记者独家了解到这起收购案背后值得玩味的内幕——浙江新源的实际控制人为易武，与浙江新湖系控制人黄伟系表亲，他们都来自浙江瑞安。      
               
1、中宝收购新源的弦外之音      
        
      “中宝股份”的前身为1999年6月23日在上交所上市的“戴梦得”。      
        2001年12月31日，“戴梦得”正式更名为“中宝科技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亦变更为“中宝股份”，主要经营业务为黄金饰品、珠宝玉器的生产、加工与销售。      
        随后，中宝股份被新湖收购，成为新湖系资本市场的“三驾马车”之一。      
        2004年12月27日上午，中宝股份在全景网上发布公告称，中宝股份与浙江新源控股有限公司日前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收购浙江新源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杭州花园商贸有限公司90%股权，双方协商以净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确定转让价格为38213万元。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公告透露，新源这90%的资产账面价值为9360万元人民币，评估价值为38228.49614万元人民币，实际购买金额为38213万元人民币。      
       公告称，公司“收购该项资产意在培育利润增长点的战略需要，继续优化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为公司中短期发展目标储备项目资源”。而其“收购价格确定的依据是以资产评估报告的净资产评估值为定价依据”。      
       分析人士向记者透露，在资本市场，新湖收购股份公司的一贯模式是：由集团下的子公司负责出面收购，每次收购都是将被收购公司的其他资产剥离，而后吸收其地产资产来发展房地产业。      
       中宝股份主要经营珠宝产业，在业务上与新湖并无什么业务上的“交集”。新湖收购中宝的行为本身颇耐人寻味。外界认为，新湖收购中宝股份难免有将其作为收购其他公司的“傀儡”的嫌疑。      
                
2、黄伟发家史与“327国债”事件      
        
        公开信息表明：黄伟出生于1959年，早年毕业于温州师范学院并留在温州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黄伟在杭州国际大厦租下几个柜台卖眼镜。之后，黄伟在1991年中国股市兴起的时候，靠倒卖认购证起步，从证券市场完成其原始资本积累。      
        上述报道是一媒体披露黄伟发家史的仅有描述。但是，在此次采访中，本报记者却得到了关于黄伟发家的另一个版本。      
        1995年，黄伟投身国债期货，并与当年2月23日爆发的“327国债”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谓327品种是对19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债期货合约的代称，由于其于1995年6月即将交收，现货1992年3年期国债保值贴补率明显低于银行利率，故一向是颇为活跃的炒作题材。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公布1995年新债发行量和“327国债”贴息率，中经开等多头机构与万国证券、辽国发等空头机构先后蓄意违规操纵市场。上证所空方主力大量透支交易，以千万手的巨量空单，将价格打压至147.50元收盘，使327合约暴跌3.8元，并使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此次事件后不久国债期货交易被停止。      
        据当时的媒体披露，“327国债”事件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罕见的金融地震，直接摧毁了当年中国证券业的大哥大——万国证券，导致其核心人物管金生入狱，中国期货业也因此步入低迷。      
        时至今日，黄伟仍对期货保持着热情。      
        又一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位于杭州平海路1号方正证券大厦11楼/19楼的浙江天地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期货）背后的掌舵手依然是黄伟。      
       天地期货的网站上显示，天地期货于1995年12月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资金3000万元人民币，是由多家实力雄厚的企业集团投资的专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令人值得揣摩的是，天地期货的成立时间与“327国债”爆发时间同处1995年。究竟黄伟在“327国债”事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目前仍然是一个谜团。但是根据知情人透露，经此一役，黄伟成为了幕后真正的赢家。      
            
3、最熟悉的“陌生人”      
        
       在新湖的收购生涯中，似乎未曾出现过败笔。      
       去年年底，中宝股份收购新源令新湖亏了2.89亿元。这几乎成了新湖造系运动中极具颠覆意义的一笔。      
       而早在2004年11月30日，花园商贸的净资产就仅有1.04亿元，相对应的90%股权的净资产也不过0.936亿元。      
       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在于，“收购价格确定的依据是以资产评估报告的净资产评估值为定价依据”的新湖，在事前其绝非不清楚其所收购新源90%股权的净资产究竟有多少。      
       有传媒对新湖此次的收购行为作出如下评价：“相信即使做梦打劫100家银行也搞不来这么多钱，看来卷上市公司钱比做梦更现实。”      
       记者了解到，虽然花园商贸目前的股东为浙江新源、自然人易武，以及杭州文国贸易有限公司。但实际上在不久前，花园商贸还有另外一名股东———杭州五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五环)。      
       在此次中宝股份收购花园商贸之前，杭州五环才选择退出了花园商贸的股东行列，而杭州五环实业其实就是目前中宝股份的第九大股东杭州方豪实业。      
       同时，杭州五环与目前中宝股份的第一大股东恒兴力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同为一人。此外，浙江新源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易武，易武曾任浙江天杭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杭实业)董事长一职。      
       据报道，早在2001年12月31日之前，天杭实业的第十大股东一直是中宝股份，而到了2001年12月31日，恰恰是杭州五环取代了天杭实业成为了中宝股份的第十大股东。      
       坊间将此间一个扑朔迷离的人物誉为“最熟悉的‘陌生人’”。      
             
  4、新湖背后的家族力量      
        
       早在2003年3月5日，备受瞩目的世界首条商业运营的磁浮列车冠名权拍卖活动在上海磁浮龙阳站举行。包括健力宝、波导等9家单位参与了这场竞争激烈的竞拍。      
       12分钟后，上海磁浮列车的冠名权最终被58号的胡姓女士以2090万元价格拍得。该女士正是参与竞拍的新湖方的代表。      
       尽管此次冠名权只有两年有效期，但新湖最终还是不遗余力将其夺得。      
       据消息人士透露，新湖以志在必得的强势拍得磁浮列车的冠名权的背后，其实是因为新湖的资金链条已渐趋断裂。强势介入竞拍磁浮列车冠名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媒体广为宣传的效果，从而为其进一步融资营造极为有利的条件。      
       而记者从有相关渠道获悉，在上海，只有农行还为新湖续着惟一的融资链条。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并非新湖的主要融资渠道，杭州才是其主要融资阵地。而据上述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杭州多家银行其实已经密切关注新湖的近态。      
       该人士称，新源实际控制人易武其实就是新湖集团董事长黄伟的表弟。      
       据该消息人士表示，易武和其哥哥易文一直与表哥黄伟共同进行资本运作。      
      上述说法也在一温州商人处得到证实。该商人向记者透露，黄氏家族是一个63人的庞大家族。家族成员之间非常团结，融资能力很强。      
       黄氏家族有一个惯例：每年整个家族都要集体外出旅行一趟。这一细节足以说明该家族始终被一股核心凝聚力拉得很近。      
       有人因此而猜测，中宝收购新源案给新湖造成近3亿的“亏损”，不排除又回流入新湖系的嫌疑。 

                                                                                  ——透视“许海鸥犯罪集团”覆没轨迹                             
        
  时报记者 杨雄 温州苍南 图文报道      
        
     “许海鸥犯罪集团”，一个曾令原温州苍南人颤栗的名字，现在，轮到他们自己颤栗了。      
      据苍南警方近日透露，在“总管董加语”被抓获后，“许海鸥犯罪集团”67名骨干成员中，只剩下6名尚潜逃在外地。（包括集团四号人物———打手首领易际渠）      
      从1992年成立到1996年被警方致命一击到2005年只剩下6名骨干未被抓获，许海鸥犯罪集团已经彻底淡出了苍南人的视线。      
      更令人欣喜的是，在记者长达一周的采访中，采访对象无一例外地表示，许海鸥犯罪集团永远都不会再有了，因为滋生这个犯罪集团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      
      许多当地人认为，许海鸥的人生轨迹并非自己能够独立勾勒的，应该注意到温州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这样一个大背景，以及执法监管部门个别官员的”纵容“。      
            
 1、参茸市场的“第二税务所”      
        
      2月19日，原温州苍南参茸滋补品中药材交易市场。59岁的赵章淼蹲在自家的店铺外面翻晒着刚从东北运过来的人参。再提“红鲤鱼事件”，他认为，“已经没必要了”。      
      在赵章淼的心里，参茸市场的衰败才是现在最能牵动他神经的话题。      
      20年前，苍南人郑中日开设了县城第一家参茸店铺。随后，苍南灵溪镇商前三街慢慢涌现了30多家。苍南人的参茸货源大都来自东北，以赊账的方式先购来参茸，卖完后再结账。由于市场呈现出勃兴的态势，开参茸店铺的苍南人越来越多。      
     1991年，在苍南灵溪镇镇政府的牵头下，200多家参茸经营户在苍南县城的东大门路、玉苍路大街、康乐路和西望鹤路四条大街的中心区域建立了苍南首家规范化的参茸滋补品中药材交易市场。      
     赵章淼也承租了该市场的第46号店铺。      
     1993年，在苍南早已家喻户晓的“黑老大”许海鸥也开进参茸市场，店铺在位于参茸市场大门左侧的184号。      
     与别的参茸经营户不一样的是，许海鸥并不经营参茸，而是驻扎进部分喽      
                 
  2、一张名片都卖到了5000元钱      
        
     去服装品牌店铺买衣服时，通常是穿上新衣服后把旧衣服一扔，拔腿就走。      
     店铺老板要求其付钱时，他们便往参茸市场184号一指，要其去那里拿钱。并有意无意将衣服撩起，露出别在腰间明晃晃的刀械。店铺老板见状，遂噤声耷拉下脑袋。      
     很多店铺为了经营生意，便花钱请许海鸥做“保护伞”。      
     苍南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教导员叶志万说，90年代初期，苍南的帮派除了许海鸥外，还有冷冻厂帮派、黄成沛帮派等大小四五个帮派。在这些帮派中，许海鸥的帮派最大。      
     许多社会人士为和许海鸥搭上关系而感到“荣幸”。据悉，当时许海鸥的一张名片都卖到了5000元钱。      
     黑老大掌握绝对的权力。许海鸥犯罪集团内部规定所有重大事项由首领许海鸥一个人决定，一般事项事后也必须上报许海鸥。      
     有传言，许海鸥甚至对内部成员享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敢死队队长董明光就因不听组织指挥，被许海鸥以“斗殴”的名义刺死。      
                
    3、农村工业城市化进程带来的附属品？      
        
     据警方粗略估计，在苍南所有的帮派中，60% 70%的成员均来自偏远的乡村或城郊的农村。      
     改革开放以来，苍南通过发展个体家庭工业、私营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实现了由农业县向工业县的转变，农村也逐步向工业化城市转变。而转型期的“综合征”，恰恰被许海鸥集团视为发展的“良机”。      
     叶志万认为，许海鸥们之所以能成为那个时期的一些社会青年的“榜样”，应该是农村工业化城市进程中的一个畸形产物。在此之前，他们的记忆里，苍南并未出现过任何黑帮。      
     彼时的苍南县是温州模式最为典型的代表之一，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的蓬勃发展也萌生了另一行业：搬运业。      
     没受过多少教育的许海鸥也曾做过一段时间的搬运工。随着苍南人习练苍南南拳的人越来越多，包括许海鸥在内的很多年轻人也都纷纷去一些武馆和加入武术协会。由于没有耐性，许海鸥和一些青年只学了几招皮毛就离开了。      
     然而，许海鸥也从此萌生了用“拳脚”解决事情来获取“辛苦费”的念头。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些无业青年开始热衷于赌博。曾被誉为“许半街”的灵溪镇老街一带到处都有人玩牌九赌博。许海鸥那时也热衷赌博。赌博之余，许逐渐结交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无所事事的时候，经常上街四处游荡。      
     城里常常有些同族或异族商人因生意上的事而发生纠纷。在通过警方和族内名望人士处理未果的情况下，他们便将目光放在族内这些在城内游荡的无业青年身上。      
     在许海鸥看来，一条便捷而简单的谋生手段由此生发。      
     叶志万说，当时港台风行的暴力文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苍南的一些无业青年。从港台流到内地的暴力片、警匪片让这些始处于犯罪萌生期的无业青年学到了很多生存的旁门之道：暴力、血酬等手段。      
                
    4、1995年12月5日      
        
    1995年12月5日晚7时整，天色已完全暗了下来，苍南县委小会议室里灯火通明。      
     时任苍南县公安局局长的沈强面容严肃，正式向与会人员宣布了全歼许海鸥黑社会团伙的特别行动计划。此前，警方通过长期的观察探底，已基本摸清这个团伙的出没规律。      
     歼灭计划决定在当夜零时迅速展开。经警方观察，这个时候许海鸥犯罪团伙已基本入睡。      
     当时的苍南县县委书记代表苍南县委宣布行动纪律：“泄密者就地免职并依法论处”。7点30分，时任温州市公安局局长的巫局长也赶到会场，并再度重申行动纪律。7点50分，与会者开始分头部署行动方案。      
     这时，与县公安局两位副局长同分在一组的苍南县公安局纪委书记郭炳忠借故离开了会场。走到僻静处，郭随即用手机将这一绝密计划泄露给苍南县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张爱宝。郭令张火速通知许海鸥迅速逃离苍南，否则难逃一命。      
    张爱宝随即用手机将此消息透露给许海鸥。      
    郭炳忠和张爱宝的举动当即被苍南县公安局掌握，原定零时的行动被迫提前。由于监控得力，主犯许海鸥未能逃脱。尽管当晚温州市和苍南县警方共出动了300名警力，但在监控之中的许多案犯却还是闻风早遁，16名主犯中就有10人逃脱。      
    叶志万说，许海鸥的犯罪集团是按照公司化进行运作：“老大”许海鸥、“军师”陈南日、“总管”（财务）董加语，打手首领易际渠、“公关部”经理张明清。各部门分工明确，责任明晰，60多名骨干人员均配有传呼机和摩托车等交通通讯工具。      
                
  5、“江湖”渐趋平静      
        
     在叶志万的印象中，张明清个子很矮，形容丑陋、罗圈腿，公关交际能力强。      
     当时，张明清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接触，已经对当地党政各部门主要领导的阅历、爱好、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等烂熟于胸。      
     每天从早到晚，张明清就忙于请吃行贿、歌舞娱乐，迎来送往。而郭炳忠和张爱宝就是被张明清等人拖下水的。      
     按辈分，许允平应是许海鸥（又名许允鸥）的堂兄，许海鸥几乎是许允平看着长大的。“如果不是是个别人的纵容，也许许海鸥还不至于逐渐步入深渊不能回头。”许允平显得愤愤不平。      
     当地警方有关人士指出，正是因为有了少数干部的庇护，许海鸥犯罪集团便在短暂的时间内“晋升”为苍南第一黑帮。      
     当地公安部门一负责人曾说了一句颇为到位的话：“地痞流氓不可怕，政治流氓最可怕，由政治流氓给地痞流氓撑保护伞，使其气焰嚣张，这就是社会治安混乱的一个重要根源。”      
     就在许海鸥犯罪集团被彻底摧毁的前后几年，苍南其他几个规模较大的黑社会组织也相继被当地警方彻底摧毁。      
     而苍南执法部门的监管黑洞也被及时堵住，郭炳忠和张爱宝均被依法判刑。
     从此，“天下有贼”的苍南江湖渐趋平静。